主持人（王小丫）：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紧密关联的医疗改革话题。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这个会议就提出：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也就是说是硬件方面的支出，是由政府根据规划足额安排，就是政府全管了，那么人员的经费是由政府合理的安排补助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这个新举措出台之后谁会受益？补偿举措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将就此展开讨论。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项《关于部署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政策措施》备受瞩目。详细的细节内容包括：第一，更多安排经费。2010年政府按照人均不低于15元的标准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2011年起，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价格按扣除政府救助后的服务成本来制定并逐步调整到位，医疗服务收费增加部分，由医保支付，不增加群众负担；
2009年8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启动，目标在于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目前，全国已有超过5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价率销售，明显减轻了群众用药负担，但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了较大收支缺口，既要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又要使医疗机构愿意配合，医务人员愿意提供服务，基本药物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平衡，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到明年3月底前，全国将有60%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在医改五项重点任务，三年实施期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要覆盖全国10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主持人：注意到这一两天很多媒体对这条消息也是非常的关注，有的这个媒体给他们的这个文章起的标题是这样的，“基层医院喊亏，三渠道补偿，政府兜底”，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掏钱了，兜底就能够理解成是一个“掏”。
张鸿：当然希望最终端是患者能够受益，所以在药价上我们大家都希望能降下来，我们才实行了这个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就是在你的医保里面我给你一个目录，这些药是可以用的，这些药都不贵，然后它有一个统计，说比原来的那些用药可能大概能便宜，整体上减少大家支出30%左右，这个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在各省的这种医疗的新闻里面都能看到，比如说广西，梧州我看它降低了药物支出40%多，然后有的地方降低了30%，20%多，等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患者减少了支出是好事，但是医院的收入减少了，因为医院，尤其是这个我们说基层医院，其实就是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他们的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来自什么呢？
李玲（北京大学教授）：应该说医改终于进入了这个核心的阶段了，也就是其实是解决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赏问题，你如果不解决他的补赏问题，他原来要去市场上挣钱的话，那药是不可能便宜的，因为越贵它才能收越多的钱，那么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过去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是没有承担，欠债太多了，把自己的口袋捂得很紧，所以那个医生和医院就要拼命地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王虎峰（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补偿机制，能够说是我们改革的一道坎，我们已在基层推行了一个基本药物制度，但是推行以后基层医疗机构收入马上降下来了，如果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对机构进行补偿，能够保证基层药物制度可实施，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结构，这样做才能够直接的减轻我们居民，基层的医疗负担。
主持人：现在我们也老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那么取消了这个药品的零差价率之后呢，一些基层的社区医院，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存在一个收支的一个缺口，可能在运营上就会比较艰难。我们就在广西和北京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些调查，一起看一下调查的结果。
从今年2月28号起，广西423所乡镇卫生院，南宁柳州市110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试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然而，部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试点之后，出现了药品供应不足，患者流失的局面。
南宁市清秀区大板二区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这个的人说，服务站出现过严重缺药、销售额急剧下降的局面，此外，由于清秀区流动人员较多，流动人口又暂时没有当地的医保“一卡通”，服务站按照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的同时，就无法享受政府按照基本药物销售额提供的15%的补贴。
南宁清秀区大板医疗服务站负责人：因为现在我们各项政策指向就引导我们就参保的人员获得什么样什么样的待遇，但流动人口现在还做不到“一卡通”。在这拿药，因为他没有参加（当地）医疗保险，所以咱们不可以通过医保（刷卡机）来收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可能我们销售给他这个药品在医保那部分我们拿不到15%的补贴。
解说：大板二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由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支持，试点后只有一家医药公司具备供货资质，而且只能提供307种基本药物目录中的38种，服务站运营因缺药一度陷入困境。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医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来，最多的时候有两个服务中心四个服务站，而目前只剩下两个服务中心，一个服务站。
不仅在南宁，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一方面服务中心业务收入不能完全支撑公共支出，在这方面政府并没有补贴，每年的资金缺口达到70万到80元，另外，服务中心业务量在增长，而机构人员的工资并没有正真获得激励，导致部分医疗人员离职。”
主持人：刚才这个小伙子可能这个很年轻嘛，去医院的次数也不多，但是就这么一、两次，他觉得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社区医院可能对于很多这个人才来说，可能它是存在一个人才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可能给消费者，给这个患者的信赖感不是特别的强烈，那么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李玲：这个现在基层医疗机构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那么在现在它这种自我生存的环境里面，它是留不住人才的，这个合格的人才大概都被大医院，大城市给拔走了，所以它生存的能力其实就是很差的，人才没有了，能力很差，所以它就更要宰人，就像刚才这位年轻人说到他到基层去看病很贵，因为它必须生存，就基层的生存的压力更大。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建立基层的医疗服务体系，让老百姓能够去基层首先是要解决它人才的问题，也就是让老百姓能信得过，这个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政府给的补偿机制，如果能真正解决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的问题，可能老百姓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我觉得其实基层最重要的是人，基层并不是特别需要什么设备，而是人这个合格的基层医务人员是最重要的，所以应该把更多的钱是投到人身上，而不是投到硬件的身上。
张鸿：咱们谈医保的时候，你好像也举例子，说你在那个社区的时候，那个社区医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当时也不是非常好。就是它其实根上它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效应，马太效应，就是好的在不断好的循环，坏的在坏的圈子里循环，我有一个同学他学医的，他跟我说，即使是两个相同资质的医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分到了特别好的医院，一个分到了社区医院，两年以后，两个人立马高下立现，因为你在那个好的医院，你接触了那个大量的那些病例，你的经验就很丰富，而在那个社区医院呢，你很少有这种机会来提升个人的医术，怎么办呢？我看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想一些办法，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怎么想办法呢，比如说厦门，他就是让那个大的医院直接和社区医院对接起来，对接起来不是说你收购了这些社区医院，而是你医术上对接，比如说你的医生要定期的到那个地方去坐诊，坐诊还要保证你在那个地方坐诊的收入，不低于你在这个大医院里边的收入水平，还有就是你在社区医院里面，你能够享受的那个报销的份额要更高，所以也鼓励大家来，鼓励大家来的多了呢，然后好的医生也来的多了呢，它就会自然的会形成一个翘板，能够协调社区医院和大的医院这种医术上的差别，可能这样的话，它会进入另外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一个循环里边。
主持人：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和我们每个人都紧密关联的医疗体制的改革，其实医疗体制的改革到今天对我们来说一定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这些年当中也不断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在出台，现在我们就统一的来梳理一下。
而解决看病难的另一重大举措，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本月3号正式出台，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各类医疗机构，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第一先考虑社会资本，合理确定非公的医疗机构职业范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允许境外资本兴办医疗机构，减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
李玲：应该绝对没问题，我们中央财政今年快上10万亿的这个收入，所以这不是一个财力的问题，而是有没这个决心，那么我特别希望是中央财政能更多的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它是没这个财力来承担的，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流动人口，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应该把这些流动人口基本医疗都解决，那么地方政府他也没有积极性来承担这个责任。
李玲：小病这个得到解决，就不会变成大病，从大帐来算其实剩了国家的钱，否则你将来社保也是拖不起这个都生了病然后来治，特别我们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爆发期，而且又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将起非常大的作用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主持人：其实这个看病难、看病贵，可能应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得更长远一些，我是否可以这么来理解教授您的这一个话题，就是说可能你把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做好了，就不需要每一个医生每天在那开药，打针，去做这样的工作了，可能应该更长远一些。
李玲：没错，这其实恰恰是因为，是我们中国应该利用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势，文化的优势，来走出一条中国人保证基本医疗卫生的路。如果我们仅都是购买服务，那么大家想一想，基层医疗机构他如果公共卫生做得很好，把病都防住了，那么他后面就没有病人了，他就拿不到钱，实际上他就自己不存在收入了，所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就会变成一个矛盾的对立体，他就得拼命的治病，他才能挣钱。那么我们现在医疗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我们的医疗机构过度的有激励机制，拼命的治，拼命的看，那么浪费了很多的医疗资源，所以我们该把这个扭过来，应该真正回归到给老百姓保健康，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改革的路上。
张鸿：就是你的激励，到底是激励医生们不断地看病？还是激励医生们让自己尽量的少看病？但是这时候你也应该保证医生他是有收入的，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不同的选择。谈到这个财政支出，刚才新闻里面其实已经提到了，说“十一五”期间，我们确实是个人承担的这个医疗费用在减少，政府承担的在增加，政府的这个比例是从17%上升到了27%，个人是从50%多降到了38%，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国际上一般来说是个人承担的是30%以下，政府和社会承担的是超过了70%，那这样一个时间段就需要政府大量的来投入，投入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李教授讲的，我们应该明确到底是中央投？还是地方投？还有我们的指标应该更量化的清晰一些，比如说你每年的这个卫生投入要占GDP的多少？要占财政支出的多少？这里有没有一个比例，然后我们每年“两会”的时候就看看能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谈到了38%，能不能降到30%以下？可以，降到30%以下了，我们的目标达到了吗？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百分比是一个平均数，那有的人他是100%，95%报销，有的人可能20%、30%、40%，所以这个均衡可能也需要调节。
王虎峰（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如何让补偿的费用起到应有的效果，我觉得还要有工作同时要做。一个是要补偿到位，已经明确的应该由政府来补贴的，一定要不打折扣补到位；第二个，就是边补边改，因为会议精神里面提到不但是补偿费用，还是要调整它的医疗服务的收费，并且新增收费这一部分要由医保，其他的来支付，不增加群众负担；再一点我们在增加政府投入的时候，还要加强绩效管理，让我们政府这种投入转化为有效的，有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别说以前没有补上，现在补上就可以了，让投入的钱真正的能够转化为老百姓所需要的那种服务。
李玲：特别是美国，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老龄化。那么我们中国一定要避开这个“陷阱”，那么我觉得我们该利用我们的优势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应该让老百姓，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终身的健康的维护，尽可能不得病，不得大病，然后得了病以后让他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和看得好病。那么我觉得做这一套我们是有我们的制度优势的，很多国家做不了的事我们是可以做的，那么我觉得关键是我们的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在领发展的理念上，真正的需要把医改，把老百姓看病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我觉得特别最近就是在拿出这种整顿菜价的例子……
